“敬德”的道德观念：易经中的天命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与《易经》中的这种“天命”意识淡化的趋势相对应的，是作者在忧患意识的启发下，转而表现为对人的本心活动的重视。《易经》作者多次描写了人的心理活动，这一现象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表示人们从浓厚的天命意识中走了出来，进而思考人自身，并由之产生了约束个人行为的道德观念。《易经》卦爻辞对“心”的描写的句子有：
《旅•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井•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习坎》卦辞：“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明夷•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王庭。”
《益•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益.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艮•六三》：“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这八例描写“心”的句子，如果我们抛开个别以《艮》卦六爻讲了气功运行过程的说法，那么，“心”都是就人的思维活动来讲的。作者不但描述了因事情的好坏而带来的心理上不同的感受，而且以“心”作为审视自己行动与处事的器官。
当人们真正站在社会与群体的立场思考人的行为意义的时候，道德的观念也就随之产生了，《易经》中突出了人的“敬”与“孚”两种道德品质。
对于“敬”，周初的统治者在总结夏、商覆灭的经验教训的历史思考中，提出了“敬德”的道德观念，但这种“敬德”的主要功能是为了“配天”，即以德享天命；而《易经》则更注重于“敬”在日常行事上的作用。如《需•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离•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也就是说，“敬”在《易经》中，更加具有独立的个人道德行为的意味。
对于“孕”，可能最初是由祭祀而产生的道德概念。周人对殷纣政治不满与反抗，把祭祀的问题当作一个很大的借口，如《尚书•微子》：“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按照周秉钧的解释：“殷民盗神祇之牲用而隐匿之，或养或食皆不罪罚。谓其不敬神祇。”而殷民的这种对神亵渎的态度，主要是由于殷的统治者没有作好表率，《尚书•牧誓》：“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周秉钧解释说:“言蔑弃其肆祭不问，蔑弃其从父兄弟不用也。”殷人对祭祀的这种亵渎的态度，在《易经》中也有反映：《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褕祭，实受其福。”郑玄注曰：
“东邻”，谓纣国中也；“西邻”，谓文王国中也，此辞在《既济》。《既济》离下坎上，离为牛，坎为豕，“西邻褕祭”，则用豕与言杀牛而凶，不如杀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俭而敬也。《春秋传》曰：“黎稷非馨，明德惟馨。”信矣。
可见，祭祀不在于祭品的厚薄多少，而在于祭祀者是否有恭敬诚恳之心。《易经》作者多次强调了祭祀时要有一颗虔诚之心，这样即使薄祭，也是很吉利的。如：
《升•九二》：“孚乃利用褕，无咎。”
《萃•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褕。”
《观》卦辞：“盥而不荐，有孚顒若。”
《损》卦辞：“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簋可用享。”
《中孚》卦辞：“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孚”在祭祀上的重要意义，在春秋时期的祭祀活动中还体现着，《左传•庄公十年》：
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①
而“孚”作为一种个人道德行为品质的界定，便渐渐由宗教的氛围中脱离出来，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与评价标准。如：
《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解•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井•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睽•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丰•六二》：“丰其菌，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兑•九二》：“孚兑，吉，悔亡。”
《兑•九五》：“孚于剥，有厉。”
'《未济•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革•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当然，周人“敬”“孚”两种道德观念，因其不能完全挣脱天命意识和宗教观念，以至于还呈现出一定的直观性，而缺乏作为完全意义上的道德概念的那种抽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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