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张楠的病药说，着重强调了八字结构内部的不平衡性,认为只有具有这种先天的不平衡性,才能因有病而得药,由此在动态中求得新的平衡，达到新的中和。这是今法时期“有病方为贵,无伤不是奇,格中如去病,财禄两相随”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病药说,作为命理分析的一个有效工具，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命理学的宝库。然而,张楠在论说病药的同时,又表现出某种偏颇的倾向。比如,上面引文中有:“若病重而得药,大富大贵之人也;病轻而得药,略富略贵之人也;无病而无药,不富不贵之人也。”似乎为病而求病,病重的胜于病轻的,不病倒反而不是好的八字。这实在有违常理。后于张楠的陈索庵,对病药说作出了以下的肯定,但同时也予以了中肯的批评:
张神峰病药之说，其法甚善。然方取病伤,即求医药,仍归中和,非舍正理而尚僻耶。至所云八字纯然不旺不弱，财官无损，日主中和,断如常人之命，则其说尤偏矣。人命纯粹中和,安有不贵不富?特纯粹之中,暗藏驳杂，中和之内,嫌于浅露，仍是不纯粹不中和耳。尝见大富贵命,无病无伤,不旺不弱，运历五行而皆美，身备五福而无亏,岂非纯粹中和之确验,何必过拘于病药之说乎?
在我看来,张楠虽然对病药说做了很具体的分析.即开列了四种病和四种药,事实上,他的分析还是比较笼统。严格地讲,根据八字结构要素的强弱,通过扶抑的方法而求得平衡,这时的强弱状态，并不一定都到了“病”的状态。而真正到了病的状态的，除了过旺和过衰之外.恰恰是命局中用官星而见伤官、用财星而见比劫、用印绶而见.财星、用伤食而见印星的时候。此时,伤官、比劫、财星、印星,分别成了命局中真正的病根,非要用药来医治不可。有这样的病,实在是不得已的事啊!如同璞玉有瑕疵,此时非去掉瑕疵,方能保持美玉的价值,而不该是张楠在说雕病时的态度一希望白玉有瑕疵,方可施雕琢之功。比如,用官而见伤官的情况:命局用官,自然最好不要见伤官。出现伤官,是一种“ 破”的现象。既然已经有了病，就不能讳疾忌医了。
这时四柱中若有印星,便可用印星克去伤官,这就是有病得药。这印星，就是药,就是“救授机制”。即救援用神。可见张楠的“病药”概念,还是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的,尚欠精确。
在治病的方法上,张楠也过分强调了一个“去”字，即克制的方法,对着干的方法，而对一个“化”字，即转化的方法,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比如，身杀两停,应当用“制”的措施;但身弱杀旺，最好还是采取“化”的办法,即用印来转化七杀而生自身。这是在.肯定病药说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的情况。
除了病药说之外,张楠还有动静说、盖头说等。
动静说是讨论八字中天干、地支的不同性质。天干透露于上,属阳,阳主动;地支隐藏于下,属阴,阴主静。张楠认为，大干容易攻击天干,比如八字中有天干甲木,能克运中天干戊土,但不能克地支已中所藏之戊土。所谓“以动攻动为亲切，如男人之攻得男人也，不攻闺阃中所藏之女人也。”当然,甲木对地支中戊土也有“摇动震撼之意,但不能作实祸也。”同样,地支中有庚金,能克运中地支之甲木，而不能克运上天干之甲木。至于辰戌丑未四地支之物,"乃天地四方收藏之库,极牢固”,即使是地支之间也难破，只有用相互冲开的办法，好比用钥匙开了锁,才能取出其中所藏之物来。“故日:杂气财官喜见冲,正此意也。”这是张楠长期论命的经验之谈。
盖头说,是把八字中上面四个字比作“头”,下面四个地支比作“肚腹四肢”,而支中所藏之物，比作“五脏六腑”。张楠认为:“如肚腹秀气,发出在头面上来，便是英华发出外来,一生富贵贫贱,只从头面上见得。..看八字以此盖头字望见了,就识得人一生好歹,此是真传秘诀也。”这也是张楠论命的经验之谈,但似乎有点过分强调天干的作用了。
总之，张楠以他40余年的论命经验，扛起了“辟谬”的大旗,大有当年王充“疾虚妄”的气概,而且能破能立,写下了这部《神峰通考》。近代命理学家韦千里说:此书“说理深湛,记载详实,敢道人所不敢道,能言人所不能言,固有精辟独到之处,宜其流传迄.....点明了《神峰通考》在命理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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