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融筮法和思想于一体的《易经》
研究易学首先面临一一个对《易经》性质的认识问题。通过对《周易》史前学和《易经》成书过程分析，可以看出《易经》的形成，一方面是筮法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是周人神道设教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周人有意识地总结其人生智慧与历史经验的结晶。就筮法的因素看，《易经》的价值在于一套卦爻符号体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象”与“数”的观念，在《易经》形成之后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孜孜不倦于易学象数的探讨、诠释与重新构建，从而形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易象数学史。
就思想的角度看，《 易经》是在商周政权交替与天命思想转变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易经》本身记录着周人对诸多历史事件的评价与认识，记录着周人判断事情吉凶的方式方法，反映了周人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种种认识。
所以，对于《易经》思想的认识，一方面要放到商周之际的特定的政治、思想的背景中去，通过与《尚书》《诗经》等同时代文献的比较考察来获得;另一方面又要立足于《易经》本身，即通过对卦爻辞的思想分析来获得。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西汉末期出现的《易纬》，无不是沿着这个思路来分析的。
如《系辞》首先肯定了文王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经》的出现，是文王处在忧患意识下的产物，并指出文王之德，着重体现在九个卦中。《易纬●乾凿度》则说:“垂皇策者牺，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着重指出了文王演《易》的贡献，乃是从修德的角度来推阐《易》道。对于《易经》作筮法与思想两方面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易经》的本质作出辩证的认识与判断。出于周人神道设教的需要，《易经》在形式上无疑披着- -件迷信与巫术的外衣，但是，《 易经》卦爻辞中所跃动的德性意识，又在很大程度上闪耀着周人理性与人文主义的光芒。
二、孔子儒学的礼乐文化背景
从《左传》 《国语》记载的有关《周易》的材料来看，春秋时期，人们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使用倾向:在巫祝史官的手中，《易经》是卜筮之书，人们通过算卦来预测事件的成败与人生的命运;在贵族政治家的眼中，《易经》是一部经验与哲理的典籍，人们通过诠释《易经》卦爻辞所蕴涵的义理来评价政治、军事与人生活动。春秋末期的孔子，其对《易经》的认识，可能也经历了一个由不重视到重视的过程。孔子的时代，《易经》的流传已经很广，作为一一个西周文化的热爱者与整理者，孔子早年不可能不知道《易》，但孔子日:“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分明表现了他老年对《易经》认识太晚的遗憾心情，而孔子认为《易》的作用就是教导人们行为没有大的过失，这是从义理的角度来认识、看待《易经》一书的性质的。从孔子老年才认识到《易经》义理的一面来看，可见其早年是把《易》当作了卜筮之书而不予过多注意的。子曰:“南人有言曰:‘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日:“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这也是反映了孔子不是从卜筮的角度看《易经》，而是注重《易经》卦爻辞所蕴含的道德意义。
孔子与《易》的关系到底有多深，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易传》是否出自孔子之手。这个问题，经宋欧阳修、叶适、清崔述的质疑以及古史辨派顾颉刚、李镜池和高亨、朱伯昆的考证，基本上否定了汉人“孔子作《十翼》”的说法。笔者认为，《易传》中标明“子曰”的话，可能与孔子有一定的关系，.但这在《易传》的思想中并不占有主体的地位，《易传》的思想体系，是孔子儒学的一次大发展。孔子儒学的产生有一个坚实基础或者说是背景，就是西周以来所构建的礼乐文化。虽然我们说春秋时期是一个“礼坏乐崩”“天下无道”的时代，但这是一一个缓慢发生的过程，这一点，正如崔大华所说: .
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社会特征，是政治统治权力从周王室向诸侯公室再向家大夫的下移过程。但是，这种政治权力的转移，与夏商、殷周之际的“汤武革命”那种急剧的暴力形式不同，它是通过较缓慢的、和平的对原来权力界定及其它行为规范一“礼” 的“僭越”来实现的.
至少在孔子的时代，这种礼乐文化的土壤还是存在的。孔子儒学是一个“礼”(秩序)与“仁”(道德)二元统一的思想体系，在孔子的思想中，“礼”既是有“道”政治的象征，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又是做人的基础，所谓“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季氏》)。对于后者，在更深的一层意义上，礼是人们成就“仁”的一种当然的根源与力量。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只要遵循了“礼”，“仁”自然就达到了。在孔子的思想中，作为有着深沉历史积淀的“礼”代表的是一种天道人伦应当的秩序，是不需要再加以论证的。而“礼”和““仁”两个范畴有着共同的精神，则体现了传统与现实、存在与理性的统一， 诚如成中英所说:孔子学说的方法论既没有柏拉图的辩证，也没有康德的先验推演，更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中任何一种本体论的、本体一神学的、现象学的或逻辑一数学的方法。但是在孔子关于理性和存在的开放系统中，我们能看到所有这些方法的要素，究其原因，正是因为理性与存在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分开。
这“没有被分开”的一点，表现在孔子对礼乐文化制度的毫不质疑的接受与肯定上。“礼”和“仁”在孔子儒学中表现为-种实践的理性,二者都落实于孔子对作为理想人格的象征一“君子” 的培养上，也必须依赖于“君子”才能表现出“礼”和“仁”的深沉内涵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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