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人奉人类始祖亚当为字母的创造者，腓尼基人奉卡德摩斯神为字母的创造者，诺尔斯人奉奥丁神为如尼字母的创造者。然而，西方民族的造字神话随着历史的演进，其神秘色彩日趋淡化;汉民族的情况却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字的神秘色彩日益浓厚，人们对汉字的崇拜心理越发强烈，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
认为文字是圣人创造的，这种看法大概在战国时期就有了。《易经.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后来又流行黄帝的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如李斯《仓颉篇》中说:“仓颉作书，以教后谐。”
《韩非子. 五蠹篇》中也这样说:“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吕氏春秋，君守篇》中还把作书的仓颉与作稼的后稷、作刑的皋陶，作城的鲧、作陶的昆吾等圣人相提并论。汉代人又设想了仓颉造字的种种情景，把仓颉进一步推向神坛。如王充《论衡.骨相篇》里说“仓颉四目”，刘安《淮南子，修务训》称:“史皇仓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故日史皇，或日颉皇。”汉熹平六年《仓颉庙碑》则写道:“仓颉，天生德于大圣，四目灵光，为百王作宁，以垂万祠。”于是，仓颉成了别具才慧的人物，他通于神明，脸上生有四只眼睛一两只用来仰视天上的“奎星圆曲之势”，两只用来俯察地上的“龟文鸟迹之象”。从自然万物中，仓颉受到启发，创造出文字。并且说在仓颉造字的时候，“天雨粟， 鬼夜哭”，其原因在于文字的诞生使“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追虚捕微，鬼神不容其潜匿”(张怀罐《书议》)。
多么惊心动魄的场景!文字一经造出，天地间的秘密被显露了，隐藏着的规律被文字记录下来，连看不见、摸不着，来无影、去无踪的“幽灵”、“ 鬼怪"也在文字下原形显现无遗，无处潜匿，于是天上降下粟雨，鬼怪夜间衰嚎。这些神异说法被大肆渲染，几乎与中国古代历史相伴相随，把仓颉当做圣人来顶礼膜拜之事，也就经久不衰。如西汉时在仓颉故里吴娄村(今河南南乐县吴村)大兴土木，营建仓陵、仓庙，“敕建御制”;东汉时将仓颉尊为“仓精”，供奉于武梁祠中;后代全国各地多建仓庙，以“圣庙"相称，阴历每年正月二十四都要举办仓神庙会;在宋代，仓颉倍受尊崇，一些书吏甚至称仓颉为“仓王”，将他的神像用小木龛供奉起来，叫做“不动尊佛”。
在这样难以言表的敬畏心理的驱使下，不仅文字的起源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而且文字符号也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力量，或者蕴涵着命运的枢机，或者预示着鬼神的意志。人们便力图从文字中寻求事物的兆验，用解拆字形来预测休咎吉凶和决定行事的宜忌趋避，人们的利害祸福、死生寿天、穷通得失，似乎皆可从测字术中找到答案。
文字能预见卜吉凶的思想在古人的意识中有颇多的反映。如《古今图书集成.拆字数.元黄叙》说:“龟图未判，此为太古之淳风。鸟迹既兮，爱识当时之制字，虽具存于简牍，当深究其源流。成其始者，信不徒然，即其终之，岂无奥义?同田日富、分贝为贫，两木相并以成林，每水归东是为海。虽纷纷而莫述，即而可知，不惟徒羡于简牍，亦可预占乎休咎。春蛇秋蚓，无非归笔下之功，白虎青龙，皆不离毫端之运。”《指迷赋》也指出:“字， 心画也。心形如笔，笔画一成，分八卦之休囚，定五行之贵贱，定平生之祸福，知目前之吉凶，富贵贫贱、荣枯得失，皆于笔画见之。”由此可见，不仅文字能预示祸福，文字的分合也会产生忌讳。另外，古时人们还认为画从心生，字与人的内心世界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因而从字中也可推测出精神面貌及内心世界。如汉朝方言学家、文字学家扬雄就提出了“言者，心声也;书者，心画也"的著名论点，认为语言、文字都是人的内心写照，笔迹是书写人头脑中固有形象的反映。由此往深层推测，则一个人的秉性有阳阴、性情有善恶，这些可以从他所书写的字中看出来。“心正则笔正，心乱则笔乱，笔正则万物咸安，笔乱则千灾竞起。”
古代人对文字崇拜的种种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认识能力、心理结构与测字术的因果关系。测字术既具有神秘性，又不是完全神秘的。它的神秘性在于它玄奥的理论和安诞的操作，它的非神秘性在于它是在人类力量薄弱的情况下所体现的现实要求和心态。一旦了解了测字术产生的依据和先民力图沟通人神的出发点，则测字术的神秘性便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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